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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一生戎马一生传奇
时间:2017-8-11 17:57:44    来源:佚名    作者:佚名    免责声明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刘伯承元帅的子女将一批陪伴刘帅革命生涯的文物捐赠给刘伯承同志纪念馆。这批文物中的每一件物品都见证着刘帅伟大、传奇的一生。近日,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工作人员又专程前往北京,在玛依塔柯酒店,聆听刘帅次子刘蒙将军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我们走近刘帅,缅怀其丰功伟绩。

元帅礼服

1955年9月,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刘蒙:“授衔时,父亲在青岛养病,所以没有出席授衔仪式,元帅照也是在青岛拍的。元帅服一共有三套,三种颜色代表海陆空三军。对于这次授衔,父亲认为这是我军实现正规化的一个步骤。”

“您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建国以后,您为培养我军的高级指挥干部付出了辛勤劳动,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您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是1982年党中央给刘伯承的致敬信中的一段内容。

刘伯承一生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而且从不居功自傲,他一直把“勉做毛泽东式的军人”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被中外誉为“当世孙武”。

在青年时代,刘伯承投身于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就是一位英勇善战的爱国军人。1926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四川泸(州)顺(庆)武装起义。1927年,刘伯承又与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7年),在反“围剿”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刘伯承作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迭挫强敌,战功卓著,并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长征期间,刘伯承直接指挥或组织实施了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战斗。红军渡金沙江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力主红军北上,而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刘伯承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张国焘非常恼恨,几次威胁刘伯承,刘伯承毫不示弱:“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刘伯承转战华北敌后,发展人民游击战争。刘伯承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和邓小平一起挺进太行山,先后取得了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刘伯承正确执行党中央的军事部署,在1947年率领十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构成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光辉篇章。刘伯承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淮海、渡江战役中,在进军解放西南战役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伯承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职务,主动请缨创办军事院校,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历时7年。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9月,刘伯承因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和贡献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列十大元帅第四位),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左轮手枪

刘帅佩戴它进入苏区,走过漫漫长征路

刘蒙:“父亲带着这支枪进苏区,后来长征期间他一直都带着这支枪,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和惊险。他很喜欢这支枪,所以一直保留着,是他军事生涯中跟他最长时间的一支枪。”

这是刘伯承带到苏区的一支枪。

1930年从苏联学成回国后,刘伯承便身兼两职,担任长江局军委书记,同时也是中央军委参谋长。长江局在当时我党军事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昌起义时,刘伯承就是周恩来军事上的重要助手。随后,周恩来被派往苏区组织工作,国民党正对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他同样迫切需要一个军事助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就辗转来到了苏区,协助周恩来,参与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带进苏区的还有17本册子,是他在上海期间组织一个编译组翻译的。其中,他还以林直木为笔名,翻译了一本《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例》。除了帮助周恩来指挥作战外,兼任红大校长的他对军队如何发展考虑很多。

在那时,刘伯承帮助我军建立了参谋系统。我军原来只有一个交通大队,来传达上面的指令,他将其换成了司令部,下设作战局、通讯局、情报局。

“他把带去的册子发给大家学习,其中有一本册子叫《游击作战》。”肖克曾回忆这段历史,“这些册子非常起作用,原来我不知道游击作战指挥程序是什么,该怎么开展、怎么指挥,他这里全都有。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到哪儿都带着。”

红军在第三次和四次围剿中间壮大了起来,到第四次围剿结束时,已发展到33万人。因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在上海无法立足,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

第五次反围剿时,来了一个“外国和尚”李德。实际上他并非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而是一个助理。原被派来的是一位中将军衔的老军人,化装成神父,到了哈尔滨被国民党识破,驱逐出境。

李德被王明等人捧为神灵,而且授以全权。刘伯承与李德之间分歧特别大,主要是两个人的观点完全不一致。

“他们俩完全不是因为私人关系,而是作战观念不同,两人弄不到一块去。”刘蒙说,李德与肖月华结婚,还是父亲主持仪式,并给李德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华夫”(肖月华的丈夫),他后来发表文章都用此笔名。

1934年10月,在一次讨论军事部署时,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刘伯承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派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随后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右路纵队被国民党打得很惨,8万多人只剩下不到3万人,鲜血染红了湘江。

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中央决定北上。同时,左路纵队和右路纵队合并成立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叶剑英。同时,恢复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职务。

“中央纵队和中央机关合起来称一方面军,从黎平开始了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从黎平到延安,但实际上比这个多多了,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走的路程。”刘蒙说。

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长征中诸多重大事件及战役中,刘伯承都亲自指挥,在前线负责策划,因为他既是中央纵队司令、红军总参谋长,还是先遣队司令。其上对中央军委“三人小组”负责,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中央重要领导地位已确立。

1937年在延安时,作家丁玲要写长征,采访了很多人,也找到毛主席。毛主席说党内最了解长征的莫过于刘伯承……

残废证

“刘伯承同志在伟大的革命战争中光荣负伤……”

刘蒙:“父亲24岁时在军队就失去了一只眼睛,还能走完这么长的军事生涯,太不简单了!他自己记得,身体被子弹打了大窟窿这样比较明显的伤有九次,轻一点的伤没有统计过……”

“遍体弹痕余只眼。”这是叶剑英称赞刘伯承的一句诗。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

当然,最著名的是“血洒丰都”时右眼负伤。

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承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

刘伯承昏倒在血泊之中,后来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他,抬进城里。

刘伯承身负重伤,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其伤势日趋恶化。而且经此一战后,重庆当局在各地悬赏追捕他。

刘伯承几经波折,从涪陵来到了重庆。避难途中,他一直使用化名,别说去医院接受持续治疗,就连偶尔冒险去医院看一看,也只能说是别人在玩枪时不慎走火受的误伤。

临近年底,刘伯承才转到重庆临江门外德国医生沃克开的诊所。沃克是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经验十分丰富。

“手术不用麻醉。”为了保护大脑神经,刘伯承慎重、恳切地向沃克医生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您放心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您担负任何责任。”

沃克医生十分震惊。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他,双手不禁有些颤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帮他擦了一次又一次。

先将腐烂了的眼球割掉,然后将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每一刀都疼痛钻心,刘伯承死死地抓住手术台,紧咬牙关,双手青筋暴起,全身汗如雨下,把白床单都浸湿了。手术长达三个多小时,他却连呻吟也没有发出一声。

“一共七十二刀!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沃克医生惊叹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你堪称军神!”

自此,刘伯承的“军神”威名誉满天下。

“父亲让我摸过他的头顶,从额头往后有一道凹槽,这也是那一次负的伤。”刘蒙讲述,还有一次在大足,父亲右腿又受重伤,被打中股动脉,差点失去了生命。

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十年有余,然而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现实残酷无情,迫使他在身心交瘁之中开始检讨过往,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1923年秋冬,刘伯承在成都治伤。吴玉章给了他极大关怀,在其介绍下又结识了杨闇公,受到二人的影响,他在思想上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刘蒙说:“军人负伤其实是一种英勇的象征,非常令人崇敬!”

刘蒙还讲述,父母刚结婚十来天,在行军路上碰到敌机轰炸,两人共同负伤,都伤在腿上。那时医疗条件很落后,弹片都没有取出,父亲去世后火化,骨灰里仍然有弹片……

军教望远镜

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正式成立

刘蒙:“这是父亲在军事学院用的望远镜。此次文物中有三只望远镜,其中一只是1954年苏联搞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父亲带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观摩时获赠的,但根本没怎么用过。军教望远镜是他用得最多的一个。”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他出身行伍,戎马一生,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他很早就有“川中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其指挥艺术更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时,他非常关注军事人才的培养。

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泸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办中央红军学校,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他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力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1950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辞职信。他在信中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学院首批招收758名学员,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师级以上的干部,都是一些曾经令敌军闻名丧胆的英雄和功臣。但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又长期生活在游击环境里,自由散漫,不拘小节,所以不良习气很重。

“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学员自由散漫的“名声”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十分生气。

于是,刘伯承坚定了整顿学风校纪的想法,立即召开全院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了,真是‘搞臭了南北二京’,这就叫‘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随后,刘伯承又颁布实行了军队的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终于使学院风气焕然一新。

另外,学院建立之初,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的矛盾也比较严重。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面对军事教员奇缺的局面,刘伯承吸收了一批原国民党的旧军官来当教员。人员最多时,原国民党军官人数竟占到了全院教员总数的70%。

“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很多学员心里不服,有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旧军官教员,“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面对学员的刁难,旧军官也采取了一些小手段,比如故意拖延课程时间,把一天的课程分成几天讲,要不然就东拉西扯,将各个国家的军事策略混为一谈,毫无条理地灌输给学员。

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他一面教育学员要能容人,一面给教员们做工作,希望这些旧军官要克服旧的思想、改变旧的观念,一定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教给学员。

在刘伯承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员、学员的思想都有了很大转变,学院教学逐渐走上正轨。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七年间,刘伯承主持编写、编译和翻译军事、政治、外语等各类教材数百种,从陆、海、空三军到炮兵、工程兵、通讯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专业,从战略、战役、战术的现编概则到集团军、军、师、团、营的设定作业,应有尽有。学院也由初办时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人数增加到3000余人。军事学院也成为了人民解放军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和将军的摇篮。

一枚图章

刘帅六十大寿时,齐白石为他所刻

刘蒙:“父亲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很喜欢收藏书画。曾以叔叔刘叔禹的名义向重庆图书馆捐赠了4500件书籍和字画,我估计这些书他早年在川军革命时看过,腿被打伤的那段时间,他就读了很多书。”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蜀中五老七贤之一,世称“晚清第一词人”。一流大文人,“工诗,善书,间亦作画。诗篇援笔立就,风调冠绝一时。偶撰戏词,传播妇孺之口”。

“这是晚清一个非常有名的书画家,25岁在太和殿大考即高中,后来做过皇帝的老师。他对晚清的书法影响很大,也画画。”刘蒙讲述,梁启超学问是顶尖的,但是考试总不理想,康有为就推荐他找赵熙,跟着学习了一年,就考得一流了。乾隆皇帝喜好赵孟頫的字,所以清代书法偏软,而晚清时兴起一股刚劲之风,赵熙的字儿既有赵孟頫的漂亮,又有自己的刚劲,所以影响很大。

赵熙在朝中做官不太得志,于是就回到四川,因为名气很大,很多人找他学书画。刘伯承是众多学生之一,郭沫若在书画方面也曾求教于他。

“向重庆图书馆捐赠数千件书籍和书画时,他从中唯一挑出保留的就是赵熙的作品,不管在哪儿住,都挂在自己的书房里。父亲非常喜欢赵熙的字画,也有一种特殊的师生情在里面。”刘蒙说,父亲对书画有很高的理解,也酷爱书法,最早临摹王羲之字体,也曾写过“曹全碑”。

刘伯承六十大寿时,齐白石登门送来了一幅画作和一枚图章。

“过去有一个传统,书画名家对某一位政治人物或官员很崇敬,于是查找其生日,到了那天就送来画作和图章。齐白石在蒋介石寿辰送过,毛主席寿辰也送过,父亲寿辰时他也来了。说是送,却多少有一点卖的意思,是得付钱的。”刘蒙说,父亲让母亲去找钱,有多少拿多少,然后付给了齐白石。后来,画作被盗,只剩下这枚图章。

刘蒙说,母亲也非常热爱学习,但13岁时由于家庭原因中断了,只读到高小毕业。家里不让读书,她一气之下就去找到时任红二师师长的姑父,参加了革命。母亲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一直到去世前,每天都要读书两个小时,而且喜欢画画、写字。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母亲想要学画画,大家商量给她找一个好老师,就找了娄师白,是齐白石的学生。她只去过老师那儿两三次,后来就自己画,常画虾和花。”刘蒙说,对于母亲来说,画画就是一个爱好、消闲、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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